前沿拓展：女性服装范围包括
一、明代宫廷嘉礼服制的形成基础嘉礼为“五礼”之一，包括婚、冠、宴会、节日庆典等。嘉礼是五礼中施行为广泛的一门，早对于嘉礼内容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
1、明代以前嘉礼服饰的奠基
五礼制度至隋唐时趋于成熟，得到进一步完善。隋炀帝即位后，恢复秦汉章服制度，文武百官服降纱单衣，戴进贤冠，依据冠梁数区分职位高低。谒者大夫戴高山冠，御史大夫、司隶等则戴獬豸冠。隋皇太子冠礼，皇帝服衮冕入拜，皇太子一加缁布冠、玄衣素裳；二加为远游冠。
唐袭隋制，多次进行礼制的确定，在此基础上的《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等构建了后世礼典的基本发展框架。唐代嘉礼包括皇帝及皇太子加元服、皇太子冠礼、皇帝纳后与册后、皇太子纳妃、亲王纳妃、元正及冬至朝会、临轩册太子、皇帝御明堂读时令、皇帝亲养三老五更与太学等内容。唐代因其疆域广大，并与诸多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交往，其服饰也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
至宋时，汉儒的思想已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新儒学的出现将礼制的发展尤其是民间礼俗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民间礼俗同社会需要相融合，重视纲常伦理、推崇孝义。这些纲常伦理规定着长幼尊卑、婚丧嫁娶的礼仪，不仅对当时的民间礼俗产生重要影响，更对后世明清时期的礼俗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元代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礼乐多从其本俗。元代服饰多服质孙服，头戴帽笠。天子质孙冬服十一等，大臣质孙冬服九等。天子所服的袍子穿右衽交领窄袖、腰间打褶的辫线袄。统治者禁止民间使用胭脂红、黄、紫等颜色，使得民间服饰朝灰褐色发展。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虽鼎力革除“胡俗”，但部分“胡元”风尚依旧遗留下来，成为明代服饰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代官服承袭唐宋之制，在传统服饰的基础上革故鼎新，如进一步改进翼善冠的形制、皇帝礼服糅合唐宋与蒙元的元素，团衫成为女性服饰的常见内容。明代服饰制度的变革使其在庄严大方中又极具实用性。
2、明代统治者的政治诉求
为恢复“中国之礼”，明建国初进行了大规模的礼制与服制改革。《大明集礼》的成书虽未形成定制，但已有了一个“五礼”的体系。后来的礼制改革多以此体系为基础进行修缮，以祭礼、嘉礼的改动次数多。
明前期的礼服制度呈现出严格既稳定的特点，这与明太祖对政策执行的严格把控有关。虽然此时对礼服并未作出十分详细的规定，但对于初立，已形成一套基础完备的管理体系。明太祖对于服饰僭越的惩罚也很严格，除明太祖为维护皇权的政治因素外，对违反礼制的严厉打击也体现其中。
3、明中后期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初时的经济在初建的情况下，百废待兴，社会财富匮乏。而明初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如减轻赋税、严惩贪官等，使经济有所恢复发展。在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明太祖鼓励种植经济作物，同时推广棉花的种植，使棉花种植面积及产量增加。棉纺织业在基础上迅速发展，手工业的进步同时也促进了明代工商业的繁荣。
明中后期随着农耕技术的进步，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提高了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为中后期服饰风向转向奢靡提供了经济基础。由农产品经济和手工业依托的“服装制作业”，使江南地区成为明代服饰制作的中心。
4、思想文化的深入与新变
明初时期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服饰制度依礼明辨等级。后宫礼服自洪武至永乐年间不断的进行细化，统治阶级依仗礼教思想，强化服饰的等级内涵，维护自身所属的阶级属性。明太祖力图恢复淳朴之风，体现传统礼教的实质精神，与宋明理学遥相呼应。
在上层阶级女性中，服饰等级化表现在命妇礼服中，命妇冠服所用补子、颜色、霞帔纹饰、冠等必须与其夫所处的官阶相匹配，命妇不仅成为其丈夫身份地位的体现，更是受到传统“夫为妻纲”礼教思想支配的象征。
二、明代宫廷嘉礼服饰的内涵1、皇帝嘉礼服饰
国初，陶安请制五冕，太祖认为以前之五冕过繁，定祭天地宗庙服衮冕，社稷等祀服通天冠、绛纱袍，余不用。洪武三年更定，正旦冬至圣节、册拜、先农等并服衮冕。洪武年间的天子服制，受到唐宋时期天子服制的影响，这成为废除蒙元胡俗的重要一环，充分体现了明太祖想要恢复汉唐衣冠之制的决心。
明代服饰变革的第二个关键节点是在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洪武礼服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衮服之上的十二章纹有变，由原来的玄衣六章，纁裳六章变为玄衣八章，永乐年间亦出现专有名词“翼善冠”，即乌纱折上巾，此冠更受宋时皇帝首服影响，相比之下化繁为简。
经历了“大礼议”事件，明代服饰迎来了第三次改革，嘉靖帝决意依洪武旧制重制冠冕，在此改革下，出现了全新的燕弁冠服。嘉靖帝之所以进行大规模的礼制调整，其即位的过程成为不容忽视的因素。恢复古制，礼从明太祖所制法令，此举是为了强调自身皇权的正统性所实行的政治手段。
2、中宫嘉礼服饰
洪武初定皇后礼服为受册、谒庙、朝会时所服。冠九龙四凤，袆衣深青绘翟纹，赤质。皇妃、皇嫔礼服为九翚四凤，翟衣青质绣翟，以九等编次于衣裳之上。明代服饰大体袭承唐宋，但也有在此基础上发生改变的服饰，如皇后鞠衣。鞠衣在唐宋时期为皇后亲蚕礼所服，形制同袆衣但无翟纹。
明初时服制虽承袭唐宋，但鞠衣在形制与用途上都进行了革新。成为贵族女性中常见的服饰。明代并无亲蚕礼，故鞠衣成为皇后燕居服的一部分，与大衫一同穿着。深衣制红色大襟圆领袍，宽袖收口，衣身上下分裁，前胸后背绣云龙图纹，或素衣（无绣纹），素衣可以使用其他颜色，材质有贮丝、纱、罗。
鞠衣在隋朝时确立了其黄色的正统地位，唐宋时期也一直沿用，至明时鞠衣分为两种颜色，皇后用红色，皇后以下妃嫔、公主、王妃等用深青色。“皇妃礼服……鞠衣深青色，胸背鸾凤云纹，用织金或绣或加铺翠金，燕居服用素，除黄外，余色及纻丝纱罗随用。”以胸背纹样区分等级。
尽管明太祖在明初时期大力驱除元代遗风，但其毕竟是建立在元朝的基础上，难免会受到元代服饰的影响，像大笠、直檐大帽等依旧使用，而明代女性服饰中常用到的领扣、子母扣等更是代替了几千年来的带结。
但纽扣并不是首见于明朝，在元朝的辫线袄子的腰围中曾出现过钉纽扣的样式，真正流行起来还是在明代，多用于竖领领扣以及对襟长衫中，并且成为了明代服饰不同于前代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明成祖在洪武后妃冠服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对冠服的规格及色彩进行更详尽的规定，使等级区分更。后妃服饰由外衣、中单衣、大带、玉革带、韈舄等组成，所饰图案皆为雉鸟，差别则在于衣服的颜色和纹样数量上。
在永乐三年更定后妃礼服后，可以看到后妃的等级区别变得更加细化，像洪武三年所定的皇妃、皇嫔等在受册、朝会、助祭时戴的九翚四凤冠，永乐三年后均取消了“凤”饰，改为九翟冠。
这一时期的后妃礼服的改革主要在嘉靖八年至十年，嘉靖帝恢复了亲蚕礼，并制定了九嫔之礼服，其余基本沿袭了永乐时期的后妃礼服。九嫔之服用九翟冠，次于皇妃之凤冠，大衫、鞠衣等则如皇妃之制。
3、东宫、诸王嘉礼服饰
明初太祖规定，皇太子嫡长子为皇太孙，次嫡子及庶子为郡王，亲王嫡长子为世子。明代很重视宗室，俸禄待遇也十分优厚，至中后期时，随着宗室体系的不断扩大，朝廷的经济负担也不断加重。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定皇太子冠服、亲王冠服、亲王世子冠服，但仅为草制，并未备全。
皇太子礼服用衮冕，“冕九旒，旒九玉，金簪导，红组缨，两玉瑱。玄衣纁裳，衣五章，白纱中单，黻领。”亲王冕服皆如东宫，冕旒为五采，青衣纁裳；亲王世子冕三采玉珠七旒，青衣纁裳，纹七章，上三下四。对于皇太子妃冠服仅定与皇妃同，亲王妃则用九翚四凤冠。洪武间对于东宫诸王礼服仅做草制，但已形成基本的冠服体系。
永乐年间进一步对皇太子礼服规定做了细化，“冕冠玄表朱里，前圆后方，前后各九旒。每旒五采缫九就，贯五采玉九，赤、白、青、黄、黑相次。玉衡金簪，玄紞垂青纊充耳，承以白玉瑱，朱紘缨。”
经过“大礼议”后，嘉靖帝重用支持他的张璁、夏言等大臣，进行礼制改革。他创制了全新的天子燕居服——燕弁服，并参定燕弁冠服与忠靖冠服之制，定诸王之保和冠服。在洪武元年时，皇太子及诸王冠婚时会戴通天冠，服绛纱袍，便会使用方心曲领，至明嘉靖时期，方心曲领被废除，通天冠服的功能基本被皮弁服取代。
结语嘉礼为“五礼”之一，对于嘉礼的记载早见于《周礼》。至魏晋南北朝时形成定制，隋唐后逐渐趋于成熟。经过元代的统治，传统礼俗在社会中的作用被削弱，自明太祖登基以来，诏复汉唐衣冠之制，在传统儒家“礼乐教化”思想指导下的明代服饰在此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
嘉礼在礼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服饰对于明等分、辨尊卑的作用更不容忽视。明代嘉礼服饰在洪武时期便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礼仪服饰体制，后经过永乐时期的进一步细化，明代礼服的功能性以及等级性加强。至嘉靖时期又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服饰制度改革，但主要集中在皇太子的保和冠以及臣子使用的忠靖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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