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中原女性西夏服装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是一个勇武、骠悍的民族，世居偏僻荒漠之地，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频繁的战斗中，形成了质直尚义、有恩必报、有仇必复的风尚。
受北宋封建制度的影响，特别是西夏立国之后，其伦理意识、生活方式、习俗吸收了不少北宋的东西，而在日常生活中，如婚嫁、服饰、建筑、丧葬等方面在吸收北宋风俗的同时也保留了不少传统的民族特点。
从婚礼、服饰到文学艺术，细数西夏对北宋社会习俗的沿用与发展。
仿北宋的婚姻礼仪北宋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极盛时期，然而在党项族却依然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结婚的方式依然采取收继婚制，是符合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随着西夏建立，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自然受到中原地区儒学礼仪等文化影响，党项人传统的婚俗观念发生具体变化，越来越多的西夏民众开始接受汉族婚姻方式。
《掌中珠》中记载：
“男女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索与妻眷。室女长大，嫁与他人，送与沿房。亲家翁、亲家母，并诸亲戚，皆尽聚集，儿女了毕，方得心定”。
甘肃武威出土的西夏《杂字》，就详细地介绍了，以后党项人的结婚过程。结婚的仪式完全是按照汉族式的婚礼，他们结婚后也是受传统儒学观念影响的。因为汉文化的强大传播力，让党项人越来越推崇中原的封建婚姻制度，并将类似买卖关系的婚俗礼仪加以继承。
《文海▪婚价》载：“结婚娶女价，向亲戚，叔叔、舅舅等授物之谓”。鉴于封建婚姻买卖性质，一夫多妻在西夏王公贵族中司空见惯，德明“娶三姓”，西夏王朝的元昊就拥有五位妃子。有一位王爷竟然在年过五旬的时候依然进行纳妾。甚至平民百姓也有纳妾的。
元初，的马可波罗在访问原西夏的甘州时对当地的婚姻习俗亦进行了描述。有钱的地主和富商可以凭借自己的财力进行随意娶妻纳妾，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和风俗。综上，西夏的婚姻制度越来越推崇汉文化。
融合汉族的服饰因素党项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奉行“衣皮毛”。就是想用这一种方法来继承和弘扬党项民族的本性特征。就是元昊即位后也是那样。然而随着和北宋贸易的不断加强，因为汉族服装华美、多彩而且轻便，自然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推崇，他们自然就抛弃了本族的服装。
十一世纪初，西夏统治者得名，归顺北宋后获得了北宋的官职，他也开始穿上了朝廷的官服。西夏统治者为了显示对北宋的忠诚，每到重大节日都会派遣使者去都城进行参拜。北宋王朝也投桃报李的赠送西夏国王相关的服饰。
到了元昊继位后，对文武百官的穿着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他指出，文官必须穿紫衣民庶青绿，以别贵贱。由此观之，文官则为了推动儒学发展的需要而穿汉族服装，武将为了更好保持党项族传统而身穿党项族的旧服装。并以服色来维护尊卑关系。为了区别于其他王朝，西夏采取了以下措施，进行服饰改革：通过立法的改革，使得西夏王朝的规定发生了变化。
另外，对文武百官穿着的服装颜色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同时也对朝廷官员的礼仪进行了改革。即根据“阴阳五行学说”，确定王朝颜色，以此规定自皇帝至各阶层的衣着服饰。如西夏的官员穿紫衣、绯衣，便服也是紫皂地的衣服，西夏谚语云：
“数户穿紫莫得缯，数人做官莫得欢”。“为穿紫衣皆下跪，为有座位屈下位”。
只有身份和地位级别的人才能够穿紫衣，而普通百姓只能穿青色、绿色的服装，如果违反规定将会受到惩罚，通过这一组规定对社会等级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北宋皇帝在上朝时等会带一顶皇冠，并且穿有龙图案的丝袍，西夏王朝高统治者也仿这一种做法服饰作为王权的象征，有力的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王权。
西夏服饰既保留传统“着皮毛”的传统，又不断吸收借鉴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先进的服饰，这也就促进了民族的相互交流和往来。体现了西夏王朝开放兼容的姿态，也展现了中华各民族相互融合的历史趋势。
参照北宋的建筑风格西夏建筑与我国中原建筑一脉相承，西夏建筑在建筑技术和文化方面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同时结合自身民族特色，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民族文化。
西夏都城兴庆府是西夏建筑风格的代表。
兴庆府参照了北宋都城的内城建设。借鉴了唐朝长安外城的建造手法。并且在城门的取名上仿北宋文化的。兴庆府作为西夏都城，也独具自身民族特点。兴庆府根据地理优势建造，依靠黄河天险，把城池的深渠当做防御的天然城壕。城西以贺兰山作为天然屏障，建烽火台，将城市融入山水之中，别具特色。
元昊宫是兴庆府的大建筑，其规模宏大、让人赏心悦目。另外，元昊宫的建造也参照了北宋的建筑风格。西夏以“变革衣冠之度”为由，向北宋寻求建筑工匠，致使西夏城池建筑受到北宋建筑文化的深刻影响。
西夏陵园的修建自然也是深受中原王朝的设计思想影响。在布局上基本与唐宋时期中原帝陵相似，在选址上也是根据中原习俗依山建墓、靠山建坟。吸一下帝王陵墓的设计师在东南西北都建有城墙，四个角落里修建角楼。正面设立城门，更为重要的是其他建筑都必须呈中心对称分布，这与北宋的帝王陵墓有很大的类似之处。
当然西夏王陵的建筑风格不仅仿中原帝陵风格，也保留了民族特色。在艺术和装饰的处理上有着民族特色的盔顶圈，陵台的风格也别具一格，高度能够到了二十米，多为五至七层。佛教建筑文化的融入让建筑物更加精美，建筑物多为八角形塔状样式，碑文则采用西夏文和汉文。
借鉴北宋的葬俗形式西夏的葬俗形式分为火葬与土葬两种形式，尤以火葬广为流传。
西夏的葬礼形式，以火葬和土葬为主，初西夏人去世后一般会采取火葬的方式对于火葬的态度，西夏政府与北宋政府不同。北宋朝廷持反对态度，北宋上下认为火葬唯有有大恶大奸之人才会遭到挫骨扬灰之苦。西夏则不反对火葬，火葬是西北少数民族的原始葬俗。
早在先秦时期，西北居住于宁夏、甘肃一带的少数民族的氐羌等民族便多采取火葬。北宋政府对火葬的态度是坚决反对，因为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都认为只有犯下十恶不赦的人才会被挫骨扬灰。“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党项族人纪事，搬迁到中原地区，居住，他们依然奉行传统的埋葬方式。这是一些党项人到内地进行发展，百年之后依然采取传统的火葬方式。
西夏法典规定对，乞丐或者是逃荒的人去世后，当地官府可以将这些人在荒地里进行烧埋，坚决禁止在有土地所有权的地里进行烧埋尸体。从此规定看，西夏是提倡火葬的。
北宋河东路府州折氏家族墓地，墓葬形制为仿木结构的小砖室墓，葬法为土葬。从墓葬形制与葬欲上看，府州折氏成为内迁的党项人中完全汉化的典型代表。西夏建国后，土葬更是贵族的主要埋葬形式。
迁移到内地的党项贵族，在长期同汉族民众交往的过程当中，也越来越认同汉族的土葬仪式，特别是党项族的达官贵人率先采纳了汉族的土葬方式，从现在挖掘出的宋代下长相，李佳航墓地的墓志铭说，我们就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当时的党项贵族，无一例外的实行土葬制度。
通过现在考古发现的党项墓葬物来看，一方面他们的风俗习惯也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另一方面也深受汉文化特别是佛家思想的影响，展示出党项文化的兼容包并。党项的多部落贵族已经在唐朝末期，就已经从中原地区建立了长年的关系往来，这就推动了汉文化在西北地区的传播，李元昊建国之后，就是参考北宋王朝的制度进行建章立制。葬礼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环，相关的制度和习俗，必然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从现在考古发现的西夏帝王陵墓的规划布局当中就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西夏帝王陵墓也仿北宋的做法。坐北朝南已示南面统计西北地区。并且仅靠大山，面向一马平川的河流。西夏帝王陵墓的建筑也和北宋的陵墓有很多相似之处。有灵台、外城、内城等，而在平面布局方面，奉行其他建筑物都与帝陵达到左右相对称的目的，从这里就能深刻的感受到西夏帝王陵墓受到中原的深远影响。
学习北宋的科学和文学艺术关于西夏的科学文献记载甚少，可见者主要有天文历法，史学，地理学，医药学。这些学术多受北宋文化的影响，就其总体水平来说，较宋为逊色。
西夏对天象有观察，有记载。朝廷设大恒历院，主管天文历法事宜。西夏多使用宋朝历法，但在宋朝不予颁历的年份，当有自己的年历。对天象灾异的解释多有封建成份，但观察记载是认真的。从李继迁自立到西夏灭亡的二百年中，留下有关天象特殊变化的记载有 60 余次。
党项人原来没有历法，是“候草木以记岁时”。西夏立国前后，接受北宋王朝颁赐的历书。今出土的西夏日历残页也证明该历法是仿北宋历法。
西夏盛产药材，但医药学不太发达。朝廷设有医人院，但疑难病症还得到北宋求治。不过已经逐步脱离光靠巫医卜逻治疾的局面。在北宋医学文化的影响下，开始从科学的角度对病理、病症、药物进行探讨，形成了一些理性认识，并有医学著作问世，断案中也出现了法医参与的情况。
西夏建国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学艺术上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其文学多受北宋文化的影响，而艺术则吸收佛教文化的营养居多。散文方面留下的东西不多，可见者主要有夏国给宋朝所进的表文、修寺建塔的碑铭、印施佛经的序文、发愿文等。有些作品其造意行文不逊于宋朝的文士所作。
如《西夏书事》有关李继迁向北宋索取夏州的表章，文字骈丽，逻辑清楚，将索取夏州之理讲得委曲详尽。西夏人喜爱音乐，王朝中央设有蕃汉乐人院，民间亦喜欢歌唱，并有简单的乐器，如琵琶、萧、笛等。其歌咏颇受北宋文化的影响。西夏的绘画目前留存的主要是壁画，还有武威西夏墓中出土的彩绘板画。内容多为佛教题材，亦有现实生产、生活题材。西夏壁画数量很多，艺术水平亦高，内容为佛像。佛教故事、供养人像等。
拓展知识：中原女性西夏服装
钿[diàn]子分凤钿、满钿、半钿三种。
其制以黑绒及缎条制成内胎，以银丝或铜丝之外，缀点翠，或穿珠之饰。”一般妇女多用铜丝或铁丝做成“头发撑子”，钿子有凤钿、满钿、半钿三种。
钿子前如凤冠，后加覆箕，上穹下广；将头发分两缕缠绕其上，再插上扁子、簪子、花等饰物。
簪子是满族妇女梳各种发髻必不可少的首饰。
通常满族妇女喜欢在发髻上插饰金、银、珠玉、玛瑙、珊瑚等名贵材料制成的大挖耳子簪、小挖耳子簪、珠花簪、压鬓簪、凤头簪、龙头簪等。簪子的种类虽然繁多，但在选择时还要根据每个人的条件和身份来定。比如入关前，努尔哈赤的福晋和诸贝勒的福晋、格格们，使用制作发饰的好材料为东珠。两百年后渐渐被南珠，即合浦之珠所取代。
与珍珠相提并论的还有金、玉等为上乘材料，另外镀金、银或铜制，也有宝石翡翠、珊瑚象牙等等，做成各种簪环首饰，装饰在发髻之上，这若是同进关以后相比，就显得简单得多了。
进关以后，由於受到汉族妇女头饰的影响，满族妇女，特别是宫廷贵妇的簪环首饰，就越发的讲究了。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为其母办六十大寿时，在恭进的寿礼中，仅各种簪子的名称就让人瞠目结舌，如事事如意簪、梅英采胜簪、景福长绵簪、日永琴书簪、日月升恒万寿簪、仁风普扇簪、万年吉庆簪、方壶集瑞边花(鬓花)、瑶池清供边花、西池献寿簪、万年嵩祝簪、天保磬宜簪、卿云拥福簪、绿雪含芳簪……等等。这些发簪无论在用料上，还是在制作上，无疑都是精益求精的上品。
从清代后妃遗留下来的簪饰来看，簪分两种类型。
一是实用簪，多用於固定发髻和头型用的。另一类为装饰簪，多选择质地珍贵的材料，制成图案精美的簪头，专门用於发髻梳理后戴在的位置上。
现故宫内珍藏的多幅宫廷写实画，都有后妃戴簪的描绘。从图上看，她们有的将簪戴在发髻正中，有的斜插在发髻的根部。后妃们头上戴满了珠宝首饰，发簪却是其中的佼佼者。因而清代后妃戴簪多用金翠珠宝为质地，制作工艺上亦十分讲究，往往是用一整块翡翠、珊瑚水晶或象牙制出簪头和针梃连为一体的簪为珍贵。
如北京故宫珍藏的白玉一笔寿字簪就是一块纯净的羊脂白玉制成的，簪梃即是寿字的后一笔。用同一方法雕刻的翡翠盘肠簪、珊瑚蝙蝠簪都是簪饰中之佳作。此外还有金质的福在眼前管、喜鹊登梅簪、五蝠捧寿簪等以雕刻精细、玲珑剔透而受到瞩目。还有金质底上镶嵌各种珍珠宝石的头簪，多是簪头与针梃两部分组合在一起的，但仍不失其富丽华贵之感。
随著清代后妃发式逐步加宽加大，簪饰的形制也逐步朝两个极端发展，一种是簪头逐渐变小，如疙瘩针、耳挖勺、老鸦瓢等；另一种是簪饰越来越大，不仅适合满族妇女梳两把头覆盖面大的特点，还逐渐演变成头花、扁方等大首饰。
头簪作为首饰戴在头上，不仅起到美饰发髻的作用，簪头制成的寓意吉语还有托物寄情、表达心声意愿的美好追求。
就清代后妃遗留下的簪饰来说，形式之多，花样之广是前代各个时期所不及的。曾在珍宝馆展出的一支畸形珠“童子报平安”簪，就是一件少有的珍品。
簪头是一特大畸形珍珠，约五厘米长，看上去就像一顽童在作舞蹈状。在畸形珠左边饰一蓝宝石雕琢的宝瓶，瓶口插几枝细细的红珊瑚枝衬托著一个“安”字。
顽童背后一柄金如意柄，将其与宝瓶连为一体，并将金累丝灵芝如意头露在顽童右侧。从顽童装饰看是个男孩。整个如意连在一起便称．之为“童子报平安”，或“童子如意平安”。
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讲究“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皇帝的妻妾当然是以皇帝为纲，要为皇室多生子嗣，要“多福多寿多子孙”，以使皇家血脉旺盛，帝王基业万古千秋地传承到永远，这只头簪的用意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事实并非那麽称心如意，清代康熙帝三十五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有二十四个，诸皇子争权夺势，使康熙帝不到古稀之年就撒手人寰。清朝晚期的同治、光绪两位皇帝，即有皇后又有妃子，却无子嗣，致使其母慈禧两度垂帘听政，统治了中国达半个世纪。
慈禧还爱美成癖，一生喜欢艳丽服饰，尤其偏爱红宝石、红珊瑚、翡翠等质地的牡丹簪、蝴蝶簪。
咸丰十一年，奕泞病逝承德的避暑山庄。慈禧二十七岁便成了寡妇。按满族的风俗，妻子为丈夫要戴重孝，释服二十七个月。头上的簪子要戴不经雕饰的骨质的，或光素白银的。慈禧下旨令造办处赶打一批银制、灰白玉、沈香木等头簪。同治元年二月，这批素首饰陆续送到慈禧面前。慈禧每天勉强插戴，极不情愿。释服期满，这批首饰全部被打入冷宫。慈禧又戴上精湛华贵的艳丽头簪，直到老年此习不改。
皇帝、皇后、皇太后、皇贵妃及妃嫔以至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官员皆可穿朝服、戴朝珠。但根据等级身份不同，朝珠的质地亦不相同。只有皇帝、皇后、皇太后才能佩戴东珠朝珠。
东珠朝珠由108颗东珠串成，每27颗东珠又用4粒红珊瑚结珠等距间隔出上、下、左、右四部分，其上部结珠呈葫芦形称“佛头”。佩戴朝珠时，佛头垂于背后，并用黄绦带连接一组玉饰，称做“背云”。朝珠垂在胸前的左右红珊瑚结珠处，分别饰一串和二串绿松石珠串，称为"纪念"。
朝珠的构成，有着深刻的含义。108颗东珠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四个红珊瑚结珠象征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下垂于背后的佛头、背云，寓意"一元复始"，三串绿松石纪念表示一月中的上、中、下三个旬期。皇帝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外，还在两肩斜 持两盘红珊瑚结珠，以示身份特殊。
朝服有补，顶戴分为朝冠和吉服冠两种。
清初时的普通旗女和汉族妇女模仿满族贵妇发饰，以高髻为尚，梳时在头顶后部将发平分两把，向左右方横梳成两个长平髻，两髻合宽约一尺，俗称“叉子头”(也称“两把头”、“或“把儿头”)。作叉子头时，又在脑后头垂下一缕头发，下端修成两个尖角，形成燕尾形名谓“燕尾”。清吴士赞《宫词》对这种发式作了描写“髻盘云成两道齐，珠光钗影护蝤蛴。城中何止高於尺，叉子平分燕尾低。”这些宫词对满族妇女的独特发式作出形象的描绘。
唐朝常服：
一、披纱大袖明衣制：属于常服盛装。其头梳唐代特有发型“高墙”簪大花，饰花钗、步摇，蛾眉盛妆，身穿敞领对襟，大袖明衣，下穿长裙，佩大绶，束软带，结小结，足著高履。在唐代此服饰是作为外服，在贵族仕女中风行一时。
二、唐仕女半袖衫制：是唐代特有的一种流行服饰，初作为宴居穿用，后亦当常服穿用，为宫廷嫔妃及名流仕女所好。
三、唐仕女宴居服：上身束抹胸，外披薄纱明衣，下穿长裙，裙腰及胸，上窄下宽，结束软带、小带，属于宴居内装，但头梳高髻又簪花，故此装扮也可作为外装常服之用。
明朝服饰基本上可分为蟒、帔、靠、褶、衣这几类。
蟒，即蟒袍，是明朝皇帝赐给功臣的服装，只有帝王或达官贵人才有资格穿它，因为衣服上绣着蟒而得名。蟒是一种形如龙的四爪龙。在戏剧中蟒袍是帝王将相、后妃贵妇的官服，有男女之分，男蟒袍主要以四爪龙为图案，女蟒袍则多以龙或凤为设计。
蟒袍的装饰性强，而且有宽阔的水袖，给人一种威严庄重的感觉，它那华美的图案既有喻寓尊贵的象征，又带有律动感，善于流露与表达演员的情感，使演出更加充实丰富。
帔源于明朝，大领对襟是它的一大特点，所以又称为对襟长袍。另外它左右胯下开叉，有水袖，是华贵又奔放的休闲服饰。在戏曲中帔一直是帝王、将相、官吏、豪绅的常服，有男帔，女帔之别，颜色分红、蓝、黄、绛、紫、粉红、天青等，其中红色是新婚或喜庆的代表色彩。
靠又称为甲衣，源于清朝将官的绵甲戎服，后来演变为传统戏曲中武将的服装，通常为圆领紧袖。靠分硬靠和软靠，硬靠可插三角形的靠旗，软靠则不插旗。靠跟蟒袍一样不断的演变，改良靠虽不及传统靠威武，但较轻便，特别适用于高难度的武打动作。
清朝是我国服装史上改变大的一个时代，清代是个满汉文化交融的时代，尤其是服装文化，也是在进入中国后，保留原有服装传统多的非汉族王朝。清乾隆帝清楚地意识到，服饰是承袭一套己涵在衣冠制度中的政治理论，而不必是外观形式，方能传国长久。乾隆朝制定详细的冠服制度，并图示说明，以后子孙也能「永守勿愆」。
清代的衣服长袍马褂，早先是富贵人家才穿的服饰，到后来普遍了，变成全国的一般服饰，平日所戴的便帽就是瓜皮小帽，颜色是外面黑，里面红。满族妇女穿的旗袍，早期是宽宽大大的，后来才变成了有腰身，在旗袍外面再加上一件「坎肩」（背心）。她们的鞋子也很特别，是一种花盆式的高底鞋。
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在唐代，石榴裙是年轻女子极为青睐的一种服饰款式。这种裙子色如石榴之红，不染其它颜色，往往使穿着它的女子俏丽动人。唐人万楚在《五月观妓》中说：“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韦庄也唱道：“莫恨红裙破，休嫌白屋低”（《赠姬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曾描写了那位弹琵琶的女子色艺惊人：“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这“血色罗裙”即是石榴裙。
石榴裙流传的时间很久远，明代唐寅在《梅妃嗅香》一诗中写道：“梅花香满石榴裙”。虽写的是唐朝之事，即可看出当时现实生活中，此种款式的裙子仍为年轻女子所珍爱。
由于石榴裙经久不衰，于是俗语中说男人被美色所征服，称之为“拜倒在石榴裙下”，至今仍在鲜活地用着。
唐代的妇女，对裙子特别钟情。除石榴裙外，还有许多别致的款式。初时，裙子窄而瘦长，穿者将裙子提得很靠上，甚至齐到胸乳，故唐诗中有“慢束罗裙半露胸”的句子。到盛唐时，裙子的制作精美华丽，有的价格昂贵，主要式样有间裙、百鸟裙、花笼裙等。间裙，即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颜色的材料互相间隔和排列而做成的裙子，每一间隔叫作一“破”，有“六破”、“七破”和“十二破”之分，颜色有红绿、红黄、黄白诸种。百鸟裙，用多种飞禽的羽毛捻成线织成的裙子，因做工考究，故立体感强，“正视为一色，旁视为一色，目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穿上它“百鸟之状皆见”（《新唐书》）。
花笼裙，是用轻软细薄而又半透明的“单丝罗”织绣而成，上面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绣出花鸟等图案。百鸟裙和花笼裙，都是穿在一般裙子外的套裙。此外，还有百叠裙、画裙（在裙子上直接作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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