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何玉琳演员个人资料
这是一位在隐蔽战线上为党作出重大贡献的红色地下交通员。时至今日,北京中央档案馆内,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鄂豫陕省委与中共中央的文件往来中,以及红25军"军魂"吴焕先写给郑位三等同志书信中,依然可以看到“石健民”、“石先生”、“石同志”这样的名字。他真正的名字叫石生瑞,参加革命之后,改名叫石健民。在那血雨腥风的岁月,他先后担任黄安县委、鄂豫皖省委、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红25军、新四军交通员,他忠诚于党,默默无闻,为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像一把利剑,用生命刺向了云雾重重的长夜,是革命的无名英雄。
石健民画像
投身革命 铁心向党
鄂豫交界的河南新县箭厂河乡石岗村,是一个石氏宗亲聚族而居的村庄。它山清水秀,背依羚羊山姑娘寨,清澈的倒水河顺势而下穿境而过。1905年,地下交通员石健民便出生在这里。
石岗村依山就势而建,村的东头,有四间破旧的土坯房,这便是石健民的家。其父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农家妇女,一家四口靠着几亩薄地度日。作为家中长子的他从小聪慧机敏,性格倔强。他8岁那年,父母省吃俭用,拿出家中的微薄积蓄,把他送到本村私塾念书。他天资聪颖,读书肯下功夫,在同学中名列前茅,深得私塾先生喜爱。当时,箭厂河一带连年遭灾,石健民深知家里日子艰难,父母不易,读了四年私塾后便主动辍学,年幼的他便帮助父母从事田间劳动。其表舅是湖北黄安县七里坪一家中药店的掌柜,看到石健民手脚勤快,头脑灵活,加之家中生活艰难,就让其去药店帮忙,从此他便成了七里坪“戴氏药店”中药铺的一名学徒。业余时间,他练习一种名叫“板凳拳”的武功,他勤奋钻研,苦练数年,拳打得呼呼生风,一般情况下,五、六个人难以近身。
1926年,鄂豫边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石健民毅然辞去药店差事,积极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组织农民协会,打击土豪劣绅,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这年秋季,他经箭厂河地区早期中共党员吴先筹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初期,党组织为了多方了解敌情,便让他以磨剪子、炝菜刀、当阴阳先生做掩护,走村串户,收集敌人情报 。不久,担任湖北黄安县紫云区农协组织委员,随后参加了震惊中外的黄麻起义。黄安县城失陷后,起义军撤离黄安县城,革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石健民随黄麻起义副总指挥吴光浩转战到黄陂木兰山,开展游击战争,成为木兰山七十二勇士之一。在木兰山苦战半年后,他们重返黄麻地区,在鄂豫交界的柴山保实行武装割据,不久又将工农革命军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编成四个大队,石健民编入到第二大队第一分队,后被改编为担负特殊任务的特务队。
担当重任 机警果敢
1928年起,石健民参加地方党和红军秘密地下交通工作。他常常乔装打扮,着装一天几变,行动出没无常,不停地变换身份,时而商人,时而风水先生,时而敌军军官。有时手拄文明杖,俨然像个乡绅,出入山乡田野、商会客栈、城镇胡同;有时甚至潜入帮会之中,为中共地下组织搜集传递情报。
党的地下交通工作是一门异常复杂的斗争艺术,不仅要从宏观上把握战略全局,还要周密考虑每项行动的具体细节。当时,党对地下秘密交通员的要求是很苛刻的:恪守信仰,政治坚定;智勇双全,经验丰富;知识面宽,素质;吃苦耐劳,身体强壮。石健民沉着老练,很有心计,又刻苦好学,知识面广,能写一手好字,且记忆力超群。为了防止意外,他经常事先将绝密文件逐字逐句地记在脑子里,然后一字不漏的背诵出来。党组织经过严格考察,选中了他。从此,他身着便服,夜行晨宿,风里来雨里去,穿密林过深涧,淌激流攀悬崖,为党传递文件,护送来往革命同志,在隐蔽战线上与敌斗智斗勇。
1928年1月至10月间,黄麻特委与省委失去联系达大半年之久,迫切渴望得到上级的指示精神。特委派石健民去武汉找寻党组织。临行之时,特委负责人将他送到门口,告诉他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姓名、身材、长相特征等情况后,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形势严峻,环境残酷,此行任务艰巨,一定要机智冷静,想方设法找到省委。"他连夜出发,一路走一路苦思冥想,分析着当前的局面和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此时,从事地下斗争多年的经历已使他具有一种临危不乱、沉着冷静的大将风度。他思索着对策,这时,一个念头掠过他的脑海一一去找湖北省委开设的各种"铺子"(地下党联络站)。于是,他便来到了其中的一个"中药"铺子,见周围无可疑人员,便上前対上了暗号。费尽周折,终于见到了省委候补书记曹壮父同志,向省委汇报了黄麻地区党的活动情况。1928年12月,在石健民的精心护送下,中央先后派巡视员何玉琳、曹壮父来到鄂豫边根据地巡视并传达中共中央六大会议精神,为促进鄂豫皖根据地的形成、实现鄂豫皖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29年3月的一天,春寒料峭。在大别山腹地一条偏僻的小路上,一个商人打扮的青年人正踩着泥泞匆匆赶路,他就是黄安县委地下党交通员石健民。一个多小时前他接到中共黄麻特委的通知,让他再去武汉尽快购买50支手枪和5000发子弹,以供红军急需。经过一天一夜的昼行夜奔,赶到武汉后,很快与地下党接上了头,购买了枪支弹药。随即,他买了一口棺材,将枪支弹药装进里面,铺上木板用铁钉钉实,又在上面盖上被子、衣料之类,然后盖上盖子封实。又雇了一辆马车,拉着棺材,踏上了归途。一路上,他凭着机智和勇敢,巧妙的闯过了一道道关卡,终于把枪支弹药运到了柴山保革命根据地,受到了黄麻特委嘉奖。
石健民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增长了才干,积累了经验,很快成为一名极其出色的红色交通员。他曾以自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写过一份书面报告。有一次,他从上海返回到鄂东北根据地时,首先到新县卡房找到了省委常委兼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送交了几份党内文件,然后将中央要了解鄂豫皖省委及红25军近期斗争情况的指示告诉了郑位三。当时,鄂东北道委与省委和红25军完全处于隔绝状态,郑位三便指示他到光山县以东地区寻找省委和红25军。当时因为敌人重兵压境,封锁严密,几经周折,寻找未果。无奈之下,他只得只身赶到上海。到了上海,他才根据郑位三等人口头所谈情况以及他在鄂东北境内的所见所闻,就鄂豫皖的敌情、红军的行动、党的领导工作、地方武装与游击战争活动、群众工作与苏维埃恢复、粮食问题等六个方面,写出了一份长达6000多字的书面报告。内容详细具体,思维清晰,叙述生动。他在报告的末尾写道:"以上,是省委负责同志嘱我口头传达中央。因为写得不清楚,有的重复,有的遗漏。"他的谦虚严谨的工作态度,认真负责的革命精神,与他的名字一起,依然闪烁在党的历史文献当中。
生死关头 化危为机
1933年10月16日,鄂豫皖省委在鄂豫边紫云寨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认识到“左”倾错误对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分析了当时形势,进行了深刻反省。乌云密布,敌人重兵“围剿”苏区,四周封锁严密。面对危局,鄂豫皖省委决定派石健民护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请求中央派军事、政治干部到鄂豫皖苏区工作。临别之际,躺在病床上的省委书记沈泽民,用颤抖的手,在成仿吾的衣襟上面,用米汤密写“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几个字,署名时用的是俄文。这是成仿吾随身携带的凭证。
石健民带着孝北地区的特务四大队,身着便衣,趁黑夜护送成仿吾越过封锁线,来到平汉路上的柳林车站。敌人盘查严格,硬闯势必暴露。成仿吾等人始终无法靠近车站,只好骑着毛驴,辗转游击于大山之中。怎么办?观察了几天之后,石健民计上心来,经过周密的筹划和部署,他立即让成仿吾化装成阔商,他和手枪队扮装成随从人员,从一户大土豪家找来一抬阔气的轿子,将成仿吾打扮一新,戴着崭新的礼帽,换上长袍大褂和新鞋,再加上成仿吾的书生气质,一看就是一位有派头有文化的乡绅。然后大模大样地将他送到火车站,敌人盘查时,他以管家的身份与其周旋,其余成员两人一组,保持一定距离,紧随附近。石健民等在轿子前后不断的吆喝,让行人避让。看到这样的阵式,敌人简单地问了几句便放行通过了。成仿吾很顺利地进了车站,坐上了火车,由柳林站乘火车至汉口,又从汉口乘船到了上海。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先生找到鲁迅,又通过鲁迅找到茅盾与瞿秋白,同党接上关系。后于1934年1月到达中央苏区瑞金,向党中央报告了红25军的斗争情况。根据成仿吾的汇报,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红22师师长程子华经上海到鄂豫皖苏区工作。1934年8月,省委再次决定让石健民去迎接程子华。他接受组织安排,秘密潜往上海与程子华接头。经过周密准备,他俩都扮装成普通客商,搭乘轮船沿长江逆水而上,直抵武汉。乘火车北上时,机警的他考虑到两人年龄相仿,口音却不同,走在一起极易引起敌人的怀疑。于是他装扮成老百姓,程子华仍装扮作地道的商人。两人行进着,互相照应着步入汉口车站。他走在前面,很快就穿过检票口,慢步走向站台。突然,程子华被两个军警人员拦在一旁,盘查搜身没完没了。石健民急得火上燎油:程子华在中央苏区作战中负过枪伤,左手腕留下一块的伤疤,若被敌人发现,后果难以设想!这时,心思缜密的他灵机一动,急忙给程子华做了个扇扇子的手势。程子华心领神会,趁敌人翻箱检查的当儿,不慌不忙地从腰里掏出一把折纸扇扇起来。敌人一番盘查,并没有发现什么,程子华用右手拎起皮箱,仍以左手摇着扇子,从容地登上火车。
他们在信阳柳林站提前下了车,又机智地通过几道封锁线,通过一个秘密联络站,将程子华安排到山村的一位地下党员的家里,住了一个星期。然后抄小路往东进入了苏区,平安到达鄂东北道委所在地卡房,见到了鄂豫皖省委常委、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程子华向郑位三传达了关于红25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指示。石健民将藏在身上的三份机密文件交给了郑位三。郑位三立即向省委和红25军写信,派人送往皖西,建议省委火速来鄂东北共议北上抗日大计。1934年11月11日,省委及红25军回到豫南,在光山花山寨召开常务会议,根据党中央和的指示精神,决定红25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由吴焕先任政委、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而后,红25军向平汉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
一路征程,一路鏖战。1935年7月,红25军在陕西终南山一带同敌军周旋,威逼西安城。此时,吴焕先等军领导焦急:自从撤离鄂豫皖,红25军已同党中央失去联系达七八个月之久,完全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敌军围困万千重,红25军孤军奋战,出路何在?何去何从?在此紧急关头,石健民再次追随红25军的转战路线,及时来到终南山下。
“六月十三,红军出山。”这句民谣当年曾在陕西终南山一带广为流传。1935年7月15日,一位貌似朝山香客又象江湖郎中的外乡人,一路跋山涉水,日夜兼程,闯过道道封锁线,历经了千难万险,从西安城的西关赶路而来,径直奔往红25军驻地。“政委,你看谁来了?”军政治部的程坦和领着那个人走进屋来。吴焕先一见,不由“啊”了一声,惊喜地扑上前去,亲切地摇晃着来客的肩膀喊:“石健民!哈哈,看你这么一副打扮,是哪一门的先生哪!”石健民见到老相识咧着嘴巴直笑,一坐下就脱掉那双不大可脚的黑鞋子,诡秘地笑着说:“我带来的两件东西就缝在鞋子里面。呵呵,切莫见笑……”说着,石健民又将那把半新不旧的油纸伞递给吴焕先:“伞把子里还有两份密码本。”吴焕先喜出望外:“你来得太及时了,我们就像一群没爹没娘的孩子,这下可有盼头了。”
石健民带来的情报,无异于雪中送炭。根据他带来的中央文件和中央红军的消息,当晚,在长安县沣峪口,红25军政委、鄂豫陕代理省委书记吴焕先连夜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省委根据石健民带来的确切消息,站在全局的高度分析了形势,决定红25军主力西征北上行动,配合红军主力,迅速创建西北新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于是,红25军决定留74师在陕南,以主力西征迎接党中央。这一独立自主的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符合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意图。石健民送来的文件与消息,为促成红25军走的这着果断坚定、举足轻重的战略棋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两天以后,吴焕先在一座古庙里,借着一束微弱灯光,向党中央写了一份长达8000余字的书面报告,他就红二十五军的作战行动、有关斗争策略以及省委工作中的进步和缺点,如实向中央做了反映。末尾附有两句落款:“鄂豫皖省委吴焕先签;7月17日夜,下三点半”。盛夏之夜,天气炎热,蚊叮虫咬,伏案写作之情景可想而知。之后他把报告连同省委关于进行西征北上及创建新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几份决议案,都交给石健民,让他送呈党中央审查。临别时,他激动地对吴焕先说:“只要我姓石的活着,就一定能准时把你的心愿报告给党中央。”吴焕先抱起双拳,微笑地说:“好,好,但愿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保佑你一路平安。”吴焕先那充满血丝的眼眶里面,不禁又淌出了几滴晶莹的泪珠。
石健民在手枪团的护送下,沿着一条坎坷的小路,匆匆向北走去……
石健民及时带来了希望之灯。对于这段历史,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曾经这样详细地回忆:“红25军因为没有电台,自撤离鄂豫皖苏区后,与中央失去了联系……此时,红25军是向川西方向转移,还是继续坚持孤军北上?又一次面临着重大抉择。恰在这关键时刻,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25军驻地,送来了党中央的文件,并确切证明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后来,同志对红25军的这次重大战略决策和行动作出了高度评价。如今,这些闪耀着历史光辉的珍贵文献,完整无缺地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内。吴焕先所写的长篇报告被压缩成一篇4000多字的文章,题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通讯》。然而,这些党内文件是怎样送到中共中央的,至今成谜。原红25军老战士、解放后曾担任内务部副部长的程坦曾回忆说:“一个任务来了,只要交给石健民,天大的困难他也能千方百计去完成。”是啊,为了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做到了披肝沥胆,万死不辞,无愧于“红色交通员”这个光荣称号。
慷慨赴难 坚贞不渝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来去都肩负着党的秘密使命。在刀尖上跳舞的日子里,石健民经受着人性的炼狱,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
七月流火,热浪灼人。密集的蚊虫像雨点般撞在脸上,赶也赶不走。天完全黑下来。正执行任务路过家乡的石健民从灌木丛中直起了身子,迈开肿胀酸痛的腿,蹑手蹑脚走进老家箭厂河石岗村口。在小巷进口处,他下意识的止住了脚步,探头向自己家望去,眼前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门口一副棺材,一大群本家宗亲围坐旁边,妻子与弟媳披麻戴孝,嚎啕大哭,他什么都明白了。顿时,泪流满面,痛彻心扉。他跪在小巷口,磕了三个响头,内疚不已,默默念道:“娘,恕儿不孝,任务在身,不能停留,如有来生再报答您老人家的养育之恩。”他始终没有走进近在咫尺的家,转身大步流星,消失在茫茫黑夜中。随后不久,光山县反动民团再次突袭他的老家。将他的妻子和弟媳抓走,卖到外地,并一把火烧掉了他的房屋。正在河南经扶县一个地下党员家的石健民听到了消息,握紧了拳头,怒目圆睁,默默无语。由于长时间的“进入角色”,压抑的痛苦猛然爆发,随即,他突然失态,在同志面前放声痛哭起来。
抗日战争初期,石健民曾两次到过陕北。一次,他准备离开西安,来到了火车站。机警的他习惯性地扭头一看,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步步紧跟其后,知道自己已经被敌人盯上了。他灵机一动,索性在一个公交车站前停下来,若无其事地装成候车的样子。一辆公交车来了,等车快要关门的时候,他突然一个箭步冲上车去,敌人措手不及,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准备再次出西安城,一出小巷沒多远,一大群手持短枪的便衣簇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及严刑拷打,他威武不屈,没有泄露党的机密。在缺少证据和口供的情况下,敌人将他关押在国民党苏州模范监狱。党组织进行了多方营救,亲自出面,多方交涉,直到1938年,石健民才被营救出狱。不久,组织上让他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报到。一次偶然的机会,时任新四军团政委、解放后曾任江西省军区副政委的石和伦正在向首长汇报工作,石健民听见他操一口地道的箭厂河口音,就主动走上前去,问:“小同志,你是哪里人啊?”石和伦说:“我是湖北黄安紫云区箭厂河人。”石健民紧接着又追问:“紫云区哪个湾的呀?"石和伦说:“箭厂河石岗湾。""哦,石岗人?”石健民仔细打量着石和伦,问道:“你是哪家后生?父亲是谁啊?”石和伦说:“我的父亲叫石生钊。”“石生钊,我管他叫哥啊!”石和伦好奇地问:"您是?"石健民急忙说:“我叫石生瑞,你管我叫叔,我们两家住的房子相隔不过十米啊!”。说着说着,石健民眼泪就流出来了。他说:“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随后,石和伦在指挥部里领取四块银元,给石健民置换了一身衣服,一起理了发,吃了顿饭。饭后,石健民深情地说:“侄儿啊,等革命成功了,我们俩如果没有牺牲,一定结伴回老家看一看。我出来10多年了,想家想亲人啊!”。说罢,他俩相拥而泣。这顿饭是他俩在一起吃的一顿饭,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有人曾经说过,间谍,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谍”。战斗在白色恐怖中的石健民随时准备为党为革命牺牲一切直至生命。他风尘仆仆,刚刚卸任“平汉铁路第二爆破总队”政委职务,又被派往河南确山竹沟为“抗日训练班”授课,后来,组织上任命他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特工部部长。风里来雨里去,奔走往返南京、上海、郑州、西安等大城市之间。
1940年3月22日,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之妻韩碧与儿子张远志要去安徽庐江江北新四军指挥部工作。此时,国民党正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石健民亲自带领24名干部战士护送,当行至安徽无为县刘家渡时,遭到国民党武装部队包围并被无理扣押,送至无为县襄安镇保安第8团,后又将他们押送到时安徽省会金寨。石健民的真实身份终被狡猾的敌人确认。敌人把他吊起来拷打,逼他说出党的机密,他只是闭目微笑,一字不吐。敌人又对他施以电刑、老虎凳等酷刑的折磨。敌人的软硬兼施,严刑与利诱,他都不为所动。连续遭受了三天两夜的严刑审讯,四肢全被打断,仍然守口如瓶。他临刑前,告诉了同狱的一位难友,要他设法转告党组织:“我已经为党做了一定的工作,问心无愧,虽死无憾!”当时在重庆的得知情况之后,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国民党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尽快释放新四军官兵及家属以利抗战。党组织虽然千方百计地对他们进行营救,但终没有成功。直到1940年9月,除韩碧母子被释放及一名新四军战士侥幸脱险外,被扣押的石健民等新四军官兵共23人遭敌活埋。第二天,当地游击队赶往烈士牺牲地,只见到当时挖的坑,找遍附近方圆几里也没有见到烈士们遗体。据有关史料记载,他们面对敌人,坚守气节,大义凛然,宁死不屈,高呼革命口号。慷慨赴死那天,本来晴空,临刑之前,突然乌云密布,一道闪电划破长空,一声炸雷平地而起,让刽子手目瞪口呆。随即冷风怒吼,竟然下起了鸡蛋大的冰雹,远处,天空竟又出现了一道绚丽的彩虹……
初心不忘 以承为继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冬去春来,石健民的家乡石岗村终于迎来了革命的的曙光,受苦受难的人民终于看到了晴朗的天空。
上世纪70年代,曾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偶遇石健民的石和伦回到家乡石岗。他首先找到了石健民的故居。原已倒塌的房子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已经在原址上重建,破旧的土坯房孤寂忧郁地坐落在倒水河边。他轻轻推开竹棍拴住的木门,由于长期无人居住,厅堂内凌乱不堪,四面老墙上的石灰已剥落,破旧的门窗与桌椅长满绿苔。只有古朴的山墙守护着这未被时光掩埋的过往,诉说着旧房曾经见证的沧桑。物是人非。站立良久,石和伦泪流满面。他让人找回了石健民正在箭厂河街上当鞋匠、靠补鞋维持一家五口生计的儿子石和宽。当看到这个靠吃"百家饭"长大、有着敦实的身材、高高的鼻梁、鹰隼般的眼神、周正的面容、沉稳的表情的中年人时,石和伦惊讶不已:这简直是"石健民"再生。瞬间,石和伦又一次热泪盈眶,感慨不已:无名英雄石健民为党、为人民赤胆忠心,舍身取义,公而忘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却没留下一张照片,太遗憾了!为给后人留下念想,他立即让公社领导从高中请来了全县好的美术教师,以石和宽的面像为基础,加上他与乡亲们的记忆,给石健民画了张仅存于世的画像。至今,这张画像依旧悬挂在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
看到此情此景,石和伦心绪难平,对石和宽说:“跟我一起去江西南昌吧,那里有你父亲的许多老战友和当年的狱友,我们会帮助你的。”石和宽微笑着,轻轻地摇了摇头,说:"组织上对我一家照顾得够多了,我有补鞋谋生的手艺,能养家糊口,夏天晒不着,冬天冻不到,我们不能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再给政府添麻烦。我只有一个请求,父亲牺牲几十年了,至今不知道他究竟牺牲在何处,尸存何方,我们想去他牺牲之地祭拜他,再将他的骸骨迁葬回来,让他叶落归根。"
石健民及那批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新四军官兵,究竟在何处遇害?解放后党史专家进行了多方考证,有人说是在安徽六安金寨县石碑乡的桂氏祠堂的后山上,有人又考证说这些烈士分别在安徽芜湖无为县及金寨县被杀害,众说纷纭,难以确定。
由于红色地下交通工作的特殊性,石健民短暂一生书写的传奇,有很多至今已无法获悉,但他用热血与忠诚写就的真实故事,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的绚烂无比的篇章,永远激励着人们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石健民走了,带走了传奇,带走了秘密,留下了忠诚,在大别山巅铸就了一座无名丰碑。
作者:石和安 信阳市作家协会会员
参考文献
① 《血沃中原——吴焕先传记》,卢振国
② 《黄麻起义前后》、《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戴季英
③ 《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战史》第157页
④ 《红二十五长征纪实》卢振国、姜为民
⑤ 《张云逸大将传》
⑥ 开国大校石和伦及夫人赵阳采访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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