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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名流遗老、逋客寄公云集津门，文人墨客诗酒唱酬，觞咏不断，天津成为与北京、上海、南京并列的诗词创作四大坛坫之一。由于众多文人聚于一地，且又擅长诗词创作，故而结社之风兴起。陈友苓《回忆沽上诗坛》云：“沽上之有诗社，盖始于民国初年。立者为严范孙主办之城南诗社，继之先后成立者则有犀灵社、俦社、河东诗社、水西诗社、丽则诗社、寒山诗社、不易诗社、冷枫诗社，此外尚有存社、梦碧词社、玉澜词社等。”[1]尽管陈氏所记尚有缺漏，但已可见民国天津文人结社之盛况。由于身份不同，旨趣各异，这些社团呈现了不同的创作风貌。本文将通过对城南诗社、冰社、须社、俦社、冷风诗社、玉澜词社、梦碧词社的考察，展现民国时期天津诗词创作的面貌，丰富我们对天津文学史的认识。其他社团如星二会、增福社、犀灵社、河东诗社、水西诗社、丽则诗社、寒山诗社、不易诗社等，因罕有文献记载，今已难知其详，故从略。另外，“五四”以后在天津成立的从事新诗创作的文学社团，如邵冠祥等倡立的海风社等不在本文考察之列。
城南诗社
城南诗社是民国时期天津有影响的文人社团，前后绵延近三十年，几乎囊括了津门名流，于天津诗词风雅之功甚大。诗社倡办人为“南开校父”严修，《蟫香馆别记》记云：“林墨青庚申（1920年）立存社，日课诗文，吴子通、王纬斋、李琴湘递膺。公顾而乐之，乃于次岁倡为城南诗社。”[2] 严修有感于存社[3]诗课之盛，遂于民国十年（1921）发起城南诗社。吴寿贤《蟫香馆诗钟序》云：“城南诗社，始于民国十年辛酉暮春，为严公范孙、冯公俊甫、王公仁安、赵公幼梅、李公琴湘、王公纬斋及范老介弟台孙与鄙人等所并设。”[4] 可知，城南诗社早活动在1921年暮春。又据《严修日记》，本年五月一日，严修召集王守恂、李金藻、吴寿贤、赵元礼、赵芾、陈汝良、严侗在寓所宴饮作诗，此当为城南诗社的早聚会。[5]
诗社以“城南”命名，缘于诗友社集地点在天津城基之南的八里台（今南开大学周边）。正如吴寿贤所言：“启坛坫于城南，建鼓旗于津上。”[6] 由于严修“为北方学术界重镇”，“德高望重，极受津人的景仰”[7] ，所以坛坫初起，辄响应不断，共推严修为诗社“祭酒”。城南诗社社员王揖唐记云：“津门城南诗社，范老实主之，吟侣甚盛，颇多旧识。报载《城南十子歌》，直可作小传读也。”《城南十子歌》谓严修云：“范孙岿然鲁灵光，头白先朝旧侍郎，温柔敦厚诗教昌。”[8] 严修之外，其余九人为王守恂、章钰、顾祖彭、赵元礼、刘赓垚、吴寿贤、李国瑜、王汉章、陈诵洛。此十子当为诗社中参与活动活跃且影响较大者。当然，城南诗社社员自不止此十人，据民国十三年（1924）出版的《城南诗社集》所记名录可知，至本年诗社社员达63人。[9] 民国十八年（1929），诗社社员马钟琇撰写了《城南诗社小传》一书，其中记录了69位诗社社员，汰除见于《城南诗社集》的40人之外，新增了29人。[10] 可见，截止到严修逝世的1929年，加入城南诗社的诗人已近百人，可谓吟事兴盛。 正如叶恭绰所云：“津门吟事方新，几复水西之盛。”[11] 叶氏将城南诗社与乾隆时极盛的水西庄唱酬相媲美。
城南诗社成员多为流寓津门的知名人士。或为息影遗老，如章钰、徐世光、华世奎，后又有金梁、章梫等；或为北洋新贵，如教育总长章士钊、众议院议长王揖唐、河北省教育厅长李金藻、天津县长陈诵洛等；或为地方缙绅，如严修、赵元礼、林墨青、王守恂等；又不乏富商巨贾及学界名流，如管凤和、方尔谦、孟广慧、步其诰等。诗社社员身份的复杂，体现出城南诗社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总的来看，城南诗社社员年长者颇多，“年在六十以上者，不堪指数”。[12] 前清科甲出身者颇多，像刘春霖是光绪甲辰科状元，郭则沄、王守恂、章钰等也是进士出身。在北洋政府从政者颇多，除上列者外，像李国瑜、刘赓垚、冯问田、于振宗、陈宝泉、谢崇基等都在政府中任职。城南诗社社员流动性很大，时来时去者很多。除严修外，在诗社中有重要影响的是赵元礼与王守恂，二人“秉三苏之手笔，文苑鹰扬；丞二王之家风，艺林鹗视。聿赓同调，狎主齐盟”[13]。
关于诗社的集会形式，王武禄《城南诗社集序》云：“诗社之始，起于三数人文酒之宴，严范孙先生实倡之。嗣以迭为宾主，不胜其烦，乃改为醵饮之举，期以两星期一集。”[14] 可见诗社之始，只是数人文酒之宴，迭为宾主。后因这种形式甚为繁琐，遂改为两星期集会一次的醵饮，之后逐渐形成固定的集会，一月两集。而由《严修日记》所记可知，较为正式的诗社公聚一般为两星期一集，而普通集会时间则比较自由，并非严格遵守两星期一集的规定。以1923年八月份为例：八月五日，严修、卢子修、林墨青、王仁安、赵幼梅、陈诵洛、刘云孙、王纬斋、冯问田、吴子通等在华安饭店公聚；八月十九日，严修、顾寿人、李子中、赵幼梅、刘云孙、冯问田、张爱公、孟定生等在华安饭店公聚；八月二十一日，陈诵洛、刘云孙、吴子通在天津公园图书馆约请严修、王纬斋等聚会赋诗；八月二十六日，严修约请吴子通、严台孙、赵幼梅、王仁安、顾寿人、王纬斋等到八里台南开大学泛舟，唱和联句；九月二日，众社侣又在华安饭店公聚。[15] 诗社集会的时间在正午，“人各醵资一元，节余则以一元或二元交广智馆，为年终赈济文贫之用”。[16] 据《严修日记》可知，社集地点有：严氏寓所（蟫香馆）、天津公园西餐馆（霞飞楼）、学界俱乐部、河北省立图书馆南楼、华安饭店、百花村、南开大学、江南第一楼、明湖春饭庄、海光寺等。社集活动也很自由，除社集日的公聚外，上巳修禊、蟫香馆饯春、重九登高等均可集会，另外，社员生日还有生日会。诗社每次社集“必有飞笺走笔，赌酒敲诗，题赠唱和，拈阄分韵，也有时为射复、诗钟之戏”。[17] 可见，社集的主要活动是分韵赋诗，偶为射复、诗钟之戏。
关于诗社的结社宗旨，王武禄说：“彼夫末世竞利，争树党援，结会立社，名目甚夥，以此较彼，趋径判然。”城南诗社的结社没有政治功利目的，其旨趣仅在于借诗歌陶写胸襟，消遣尘虑。社友欢然觞咏之际，“真不知马尘焉起，蜗角奚争。亦庶几世外桃源，人间仙府矣”[18]。因此，他们结社唱酬的诗歌中反映了浓郁的不与世竞的退隐心态。如卢子修云：“避秦原有桃源约，遁世难忘白水盟。”严修云：“独容我辈离人立，便拟终身与世忘。”诗社成员集体发出高隐遁世的声音，与北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局有着直接关联。如杨懿年云：“是时畿南方苦兵，四郊多垒士所耻。硝弹纷飞血肉腥，县邑烟村八九毁。”李金藻云：“燕之云，鄂之渚，粤东潮，浔阳浦，偌大乾坤无净土。尔为鼠，我为虎，出者奴，入者主，群雄角逐无宁宇。”连岁兵戈、山河破碎的残酷现实，让城南诗侣们渴望安宁。
1929年严修逝世后，城南诗社在赵元礼、陈诵洛、李金藻等人的推动下继续活动，至诗社终止，先后加入诗社者超过150人。关于诗社的社集地址，也有所变化，鲁人《十年来之城南诗社》一文称城南诗社“辛未津变后，改九华楼，今为蜀通饭庄，诗社遂以蜀通为固定地址”[19]。可知辛未年（1931）“天津事变”后直到1936年7月，城南诗社集会的固定地点为法租界蜀通饭庄。李金藻《重阳诗史序》又云：“重阳例会，自乙丑至丙子，余继城南诗社后，由择庐招集，每年必会，每会必诗。会地由敞寓择庐而查园故址，会友率预约或不期而至者由九人以至三十六人。……如是连续者十有二年。”[20] “乙丑至丙子”为1925年至1936年，则自1925年始诗社每逢重阳必有集会，集会地点在李金藻之择庐和水西庄遗址。1931年，水西庄遗址保管委员会成立，水西庄遂成为诗社重阳集会之地。特别是癸酉（1933）、乙亥（1935）、丙子（1936）三次集会，参加人数颇多，较有影响，社友分韵赋诗，后结集为《癸酉展重阳水西庄酬唱集》、《乙亥重阳雅集诗录》传世。1937年7月底，天津沦陷，城南诗社式微，但仍有活动。如1938年赵元礼即辑成《戊寅重九分韵诗存》，收录 33人位社员之作，说明本年重九诗社照例集会。高凌雯《刚训斋集》1939年诗有《城南诗社移洛声之金石书画社发端赋此》一首，表明城南诗社又在管洛声之金石书画社开展活动。另如1941年尚有《辛巳春城南诗社同人集影题名纪年》之摄影，且有新增社员十数人。可见，在日寇统治之下，城南诗社顽强生存，并未消亡。关于城南诗社的结束时间，谢草（寇泰逢笔名）云：“1947年秋，城南诗社耆宿李琴湘逝世之第三日，诗社负责人孙学曾为纪念李琴湘，在莲（蓬）莱春饭庄举行雅集。在座者有刘赓尧、李国瑜、张一桐、刘云若、姚衮雪、寇泰逢诸人。此为诗社后一集集会。”[21] 可知，李金藻去世之后，城南诗社走向销歇。
冰社
冰社是20世纪20年代流寓津门的清遗民组成的诗社，罕有论者提及，实则它是须社的前身，经历了由诗社向词社的转变。
关于冰社的记述少且不详，但从郭则沄及其亲友的点滴记录中，尚可粗知其貌。[22] 郭则沄《洞灵小志》有云：“曩与沽上流人结冰社，每酒罢剧谈。”[23] 郭氏友人许钟璐撰《清故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赏戴花翎署浙江提学使司提学使侯官郭公墓表》记云：“公博学能文，虽颠沛忧危之际，未尝朝夕废文字。在天津，结冰社、须社、俦社。”[24] 可见，冰社在须社之前。郭则沄有《冰社初集追怀浪公》一诗，有云：“社寒名亦寒，名者惟李子。”[25] 诗中提到的李子（浪公）是冰社另一位重要人物李放。李放（1887—1926），字无放，又字小石，号浪公、词堪（龛），直隶义州人。清末津门藏书家李葆恂之子。曾任清政府度支部员外郎，辛亥后，隐居不仕。编撰有《皇清书史》、《八旗画录》等，擅长诗词，郭则沄称其词“逼近南唐”。从郭诗可知，冰社之名由李放所命。郭则沄又记云：“乙丑丙寅间，冰社同人恒过李小石词龛夜话”。[26] 由此可知，冰社早在乙丑（1925）就已结社，李放宅是集会的主要场所。李放去世后，社友周学渊有《金缕曲》词云“恨冰社光阴如幻”，并注云：“小石在时，集冰社为消寒之饮，酬唱甚盛。”[27] 陈曾寿也作有《词龛夜话图》，并题《浣溪沙》词云：“黯淡秋窗落叶时。昏灯相对鬓成丝。剧谈月落不曾知。未转头时真似梦，如今梦影也迷离。情天容有隔生期。”跋尾云：“朱鸟庵夜谈之乐，岂可复得耶？”不难看出，流寓津门的遗老文人们在冰社之中唱和颇盛。郭则沄之父郭曾炘《邴庐日记》“丁卯正月十五日”记云：
晚，冰社会期，愔仲为主，就栩楼设席，到者为白栗斋、查峻臣、叶文泉、周立之、李又尘、李子申、林子有、郭侗伯、徐芷升、任仲文。社中每会皆拈题分韵，是日即以上元雅集为题，余分得“桥”字。[28]
可知，冰社社员有郭曾炘、胡嗣瑗、白廷夔、查尔崇、叶文樵、周学渊、李书勋、李孺、林葆恒、郭宗熙、徐沅等人，多是清朝遗民，社集形式为拈题分韵作诗。
后来，冰社由诗社逐渐转向了词社。郭则沄在杨寿柟《鸳摩馆词钞序》中说：“及旅沽上，结冰社，仍沉酣于诗。久之，乃改作长短句。”[29] 在由课诗改向课词的过程中，李放起到了促进作用。郭则沄说：“小石屡劝余填词，逡巡未敢试也。”[30] 之后，郭则沄尝试与李放等联句唱和作词，他说：“比旅云津，继联冰社，潜闲斗韵，稍及倚声。”[31] 其《龙顾山房诗余》中《浣溪纱·同浪公查湾息庵联句》、《庆春泽·栩楼桃花盛开，忆前岁花时与浪公联吟之乐，感而成咏》等词就记录了冰社在课诗之余偶尔课词的情况。
对于冰社从诗社转向词社的时间，郭曾炘也有记载，《邴庐日记》戊辰（1928年）七月“初七日”记云：“是日为冰社会期，冰社同人近改为填词之会，来者有侗伯、峻丞、琴初、栗斋、芷升、立之、叔掖、子有、又尘诸君，以戊辰七夕拈题。”[32] 由须社社集《烟沽渔唱》可查，戊辰七夕为须社（此时实应称冰社）第五集，据一旬一课的社集制度，可知冰社作为纯粹词社的第一次社集当在1928年农历五月末。在成为词社之后，冰社之名继续沿用。为何郭则沄等人要将“冰社”改名为“须社”？未见诸人有文字解释，或许是他们欲将眷念故国的“一片冰心”加以隐藏，故而代之以须髯皆白的形象。[33]
冰社早联句作词之时，词作就体现出浓郁的遗民色彩，如《浣溪纱·同浪公查湾息庵联句》一阕云：
泪眼伤春又一年（浪公）。断红零落带愁妍（查湾）。天涯处处有啼鹃（蛰云）。款梦飘残珠箔雨（息庵），偎香吟瘦药炉烟（蛰云）。柔肠转尽忆从前（浪公）。
词中充斥的是亡国后的伤感与悲苦，以及对故国的追念。郭则沄等人在联句作词之初就奠定了日后须社词人群体唱酬的情感基调。
须社
须社承冰社而起，是民国时期的遗民词社。1933年郭则沄将须社唱酬之作结集为《烟沽渔唱》付梓行世。《烟沽渔唱》计分七卷，前五卷为须社百次社集之作，后二卷为《集外词》，亦是须社社员日常唱和之作。《烟沽渔唱》前列须社社友名单，其中须社词侣二十人，另有社外词侣十三人。须社词侣为：陈恩澍、查尔崇、李孺、章钰、周登皞、白廷夔、杨寿柟、林葆恒、王承垣、郭宗熙、徐沅、陈实铭、周学渊、许锺璐、胡嗣瑗、陈曾寿、李书勋、郭则沄、唐兰、周伟。社外词侣为：陈宝琛、樊增祥、夏孙桐、陈懋鼎、、高德馨、邵章、夏敬观、姚亶素、万承栻、袁思亮、锺刚中、黄孝纾。考察须社词友身份，大多数有清廷科名及仕宦背景，是纯粹的遗民。
须社的社长是郭则沄，徐沅说：”啸麓提点词盟。”许钟璐也说：“蛰云社长，结珮众芳，扶轮大雅。”须社并无津籍人士，社员来自不同的地域，所以郭则沄说“须社词侣，等是流人，戢羽云津”[34]。而社外词侣则一般都不在天津，有时路过津门，偶尔与社，大多则邮递词作参与唱酬。关于须社的社集方式，袁思亮云：“须社社友都二十人，皆工倚声，月三集，限调与题。”[35] 陈曾寿记云：“须社者，天津流人文士所设立，月再三集，集则拈题限调。”[36] 周学渊也忆云：“余昔年从张园诸老及旧好查、郭成词社，一旬一课，百课即止。”[37] 可知须社词侣每旬社集一次，每月三集，共集百次。不难看出，在郭则沄的维持下，须社的社集频繁稳定。须社社集日期不少都定在传统节日，如立冬、除夕、人日、元夕、花朝、上巳、寒食、清明、七夕、中秋和重九等，另外如题图、题画、社友聚散也是雅集缘由。须社社集地点经常是社友的宅第，如郭则沄的栩楼、白廷夔的冰丝盦、林葆恒的飞翠轩、郭宗熙的栖白廎、杨寿楠的云在山房、陈曾寿的苍虬阁、李书勋的水香簃等。室外社集点则有水西庄、海光寺乾隆柳墅行宫、李园、八里台、西湖别墅等。
须社第一次正式社集在戊辰（1928）五月末。据袁思亮《烟沽渔唱序》：“起戊辰夏，讫辛未春，凡三年。”则须社结于辛未（1931）春。对于其结束的具体时间，须社第一百集林葆恒所作《百字令》词中小注云：“社起于戊辰五月，迨今百集，恰三周矣。”可知，须社结束的时间是辛未五月。林词还提及须社解散之事，其词“何况胜会凋零，词人南北，相望头如雪”句下注云：社友中王承垣、郭宗熙皆度辽，陈实铭客威海，林葆恒自己也于1930年夏离津赴沪。另外，杨寿柟有《须社百集觞客小启》一文，详细记述了须社后一集的情况：
是日会者客五人：闽侯陈弢庵宝琛、天门陈止存恩澍、宁海章一山梫、常熟言仲远敦源、闽侯何寿芬启椿。主十二人：遵化李子申孺、长洲章式之钰、闽侯周熙民登皞、无锡杨味云寿柟、吴县徐芷升沅、秋浦周立之学渊、贵阳胡晴初嗣瑗、天门陈仁先曾寿、济宁许佩丞锺璐、闽侯郭啸麓则沄、宜兴李又尘书勋、黄陂周君适伟。社友他适者四人：长沙郭侗伯宗熙、闽侯林子有葆恒、保定王叔掖承垣、商邱陈葆生实铭。社友已逝者二人：宛平查峻丞尔崇、白栗斋廷夔。[38]
后一次社集的地点是杨寿柟的云在山房，时间是辛未（1931）五月十二日，须社词侣二十人中有十三人出席，五人离开天津（唐兰于1930年也离津），二人离世。百集之后，随着社友的星散，须社终完结。
须社是一个遗民词社，社员们将其与南宋灭亡后谢翱、林景熙、方凤等结成的“汐社”类比，在社集唱酬时抒写浓郁的遗民情思。诚如龙榆生所言：“鼎革以还，遗民流寓于津沪间，又恒借填词以抒其黍离麦秀之感，词心之酝酿，突过前贤。”[39] 据《烟沽渔唱》统计，须社词友作词共达1069阕[40]，他们感慨沧桑国变，追忆昔时岁月，寄托故国哀思，这是词作的共同主题。须社在词学宗尚上推尊南宋，尤重南宋遗民词。在当代词坛上，则以朱祖谋与郑文焯为导师。社集作词也以咏物为主，所咏之物有承载遗民情结的典型之物——冬青、忠樟、蟹和蝉，多的则是如秋蝶、秋草、秋柳、秋水、秋声、夕阳、寒鸦、寒衣、寒钟、残荷、落叶、破砚、残棋、烛、雁、冬柳等残败之物。这些残破之物无不勾起他们对残破河山的忧虑，寄托了他们的憔悴伤心以及对国变乱局的深深哀感。
须社在20世纪20年代末集体抒发遗民之思有其现实原因：“戊、己以还，沧流兹苦。一时寓公侨客播迁，栖屑局促于海津一隅。”[41] 戊、己指戊辰（1928）、己巳（1929），这正是蒋介石与各路军阀混战时期。1928年6月，蒋介石宣布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宣告统一全国。对于众多遗老而言，寄身的北洋政府的灭亡，造成了再一次的身心动荡。特别是1928年孙殿英盗掘东陵之后，溥仪小朝廷“复辟、复仇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更是对蒋介石政府充满了仇恨。[42] 这是须社结集的为现实的因素。
关于须社唱酬集《烟沽渔唱》之命名，郭则沄说是因为“白河之南”的八里台景色怡人，远离尘嚣，“余每与社侣拏舟往游，水风飘衣，溪云压枕，倚篷弄笛，日暮乃还。……余编辑社稿，署以“烟沽渔唱”，良以丁沽近市，惟此间烟水差足移情也。”[43] 不过须社诸人浓郁的遗民情结与“烟沽渔唱”所透露出的超逸潇洒的山林之趣无甚契合，“烟沽渔唱”之谓名不副实。
俦社
俦社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活跃于天津的一个文人社团，起初是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组织，后来转变为文学社团。关于俦社成立的时间，未见明确的记载。李世瑜《俦社始末》一文称：
就是在溥仪住在静园，徐世昌被赶下台的时候，金息侯认为是复辟的机会到了，于是就纠合了一些在清朝做过官的遗老遗少们提出了“拥徐（世昌）迎驾（溥仪）”的口号，组织一个“俦社”。[44]
徐世昌（1855—1939），光绪三十一年（1905）授军机大臣，1918年任北洋政府大总统，1922年下台隐居天津租界。溥仪1925年初潜至天津日本租界，先住在张园，后住在静园。金息侯（1870—1960），名梁，满族瓜尔佳氏。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清时曾任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内阁中书等职。清亡后，眷念旧朝，积极从事复辟。溥仪从张园迁至静园的时间为1929年7月，其潜逃东北的时间为1931年11月。由《俦社始末》所言，俦社成立于溥仪居于静园之时，则当在此二年之间。联系金梁生平，这一时期，他正在沈阳任职，并筹办东三省博物馆，不太可能在天津组织俦社。又，金梁1931年11月从沈阳来到天津定居，此时溥仪已潜赴东北，故李氏所记俦社成立时间有误。
金梁的复辟活动，以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前后为强烈。1924年正月，金梁上溥仪奏折云：“臣意今日要事，以密图恢复为第一。”“至于恢复大计，心腹之臣运筹于内，忠贞之士命于外。”[45] 两个月后，金梁担任溥仪小朝廷内务府大臣，此后便开始为复辟积极串联军阀中的“忠贞之士”，特别是在溥仪被驱逐和潜至天津期间。[46] 因此，金梁“拥徐迎驾”，鼓动徐世昌扶植溥仪复辟，其时间应该是在溥仪被逐之时。所以，他组织俦社的时间应该在1925年初溥仪潜至张园前后，而非溥仪居于静园之时。
作为俦社的主持者，金梁以“俦”命名社团，可见其团结清朝遗民的希望。金梁之外，俦社另一位核心成员是章梫（1861—1949），他曾参与宗社党的复辟活动。章梫与金梁均是徐世昌的门生，二人友善，被目为“一息相通”，合刊有《一息吟诗集》，诗作充满故国之思与遗民之痛。此时的俦社社员还有王伯龙、王彦超、金钺、杨寿柟、孙保滋、丁佩瑜、陈葆生、林芷馨、蒯若木、李书勋、张一桐、林笠士等。[47] 由于复辟不得人心，金梁“拥徐迎驾”的梦想迅速破灭了。不过俦社之名并未消失，待金梁1931年由东北返回天津时，俦社已经褪去了政治复辟主张，转变成了一个诗词唱酬的社团。加入俦社的文人也越来越多，寓居津门的名流如郭则沄、林修竹、赵元礼、陈诵洛、管凤和等也参与了社团的诗词唱和，赵元礼在《藏斋诗话》中就记录了自己与俦社同人郭则沄、顾祖彭、王逸塘、马钟琇等的唱酬活动。[48]
俦社成为诗词社团后，为辉煌的时刻当属1934年至1935年间的水香洲唱酬。水香洲是张镒（1875—1936）的别墅，张氏字蓟之，号仲金，直隶胜芳（今河北廊坊）人。民国后，流寓津门。天津文人徐兆光在《沧近居记》一文中说：“水香洲者，张君之别业，位于吾津南开大学之旁，距市八里而远。四周皆水，荷芰弥望，清香拂人，其得名繇此。”[49] 可知，水香洲风景秀美，乃是一诗酒流连之地，所以俦社诸人选择在此徜徉唱和。张镒《水香洲小记》云：“菡萏始华，俦社诸子毕集。余以锡名请于是，郭子蛰云、侯子疑始乃取唐人诗意，名其地曰水香洲，颜其屋曰沧近居，曰三十六陂吟馆，亭曰一沤。同社诸子相率制楹帖、赋诗词，书以见贻，或绘图以张之。……自昔地以人传，查莲坡水西庄之名赖厉樊榭辈为之润色耳，余诚何敢望莲坡，而俦社诸子固今之樊榭也。”[50] 张氏倡风雅，其以社长身份将俦社诸子招入水香洲，频频唱酬，而水香洲之世外美景也吸引着俦社诗侣至此觞咏悠游。如赵元礼有诗《九月十四日俦社同人在沧近居为啸麓提学补作生日，分韵得开字》、《八月十三日仲金招饮水香洲之沧近居》等。其《仲金五月六十生日》诗云：“去年荷花盛开日，雅集几度倾壶觞。三十六陂似图画，到眼水佩兼风裳。”[51] 可知俦社于此唱酬之盛。俦社诸子游赏诗文，后结为《水香洲酬唱集》出版。唱酬之人除前述者外，尚有陈实铭、徐兆光、许钟璐、候毅、胡宝善、曾念圣、秦潜、李金藻、许同莘、林葆恒等。俦社社侣在描绘水香洲美景之时，往往寄寓了自己纵情山水、忘却尘世的林泉之乐。正如郭则沄在《水香洲记》中所言：“吾辈幸同汐社，获共清游。放意所适，则萝衮相忘；叩音而来，则鱼鸟皆狎。”[52] 这种“寄兴沧浪”之乐，正是俦社诸人共通的情感指向。不过，由于俦社中有较多清遗民，其诗词之底色则往往是旧国之思与羁旅穷愁。
1936年，张镒去世，俦社水香洲唱酬终结。陈实铭《水香洲序》云：“仲金往矣，水香之游邈焉不续。”[53] 不过。俦社并未消亡。1939年，金梁、章梫、陈惟壬、金钺、丁佩瑜等俦社同人发起组织“天津保婴会”，地点设在英租界同德医院，专门收养弃婴，从事慈善活动。据《俦社始末》记，俦社后来还有“生日会”之举，即每到一个成员生日就聚会一次，俦社“生日会大约截止到金息侯、王彦超迁居北京或章一山迁居上海，时间都在解放前”。[54] 章梫1947年迁居上海，金梁1948年亦赴上海，可知俦社终截止时间至晚当在1948年。
原载《文学与文化》2017年第1期
（待续）
* 本文系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民国津门文人结社研究”（TJZW12—005）成果。
[1] 陈友苓：《回忆沽上诗坛》，《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三十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6页。
[2] 陈诵洛：《陈诵洛集》，广陵书社，2011年影印本，第332页。
[3] 存社由林墨青创立，得严修捐资赞助，采用征文的方式，鼓励诗文创作以兴起国学，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雅集唱和。存社主课人为章钰，诗文课题在林墨青主办的《广智星期报》上披露。起先每月征文两次，后因经费不足改为每季征文一次。征文名列前茅者，可获得奖金。章钰还将评选的文章编为《存社征文选》刊行。
[4] 严修：《蟫香馆诗钟》，天津百城书局，1933年铅印本，天津图书馆藏。
[5] 严修：《严修日记》（四），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第2366页。
[6] 王武禄：《城南诗社集序》，《城南诗社集》，天津公园教育印书处，1924年铅印本，天津图书馆藏。
[7] 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胡适全集》第2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1页。
[8] 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张寅彭编《民国诗话丛编》（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60页。
[9] 《城南诗社集》，天津公园印书处，1924年。下文引诗不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此集。
[10] 马钟琇：《城南诗社小传》，稿本，图书馆藏。
[11] 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张寅彭编《民国诗话丛编》（三），第362页。
[12] 鲁人：《十年来之城南诗社》，《北洋画报》1936年7月7日。
[13] 吴寿贤：《城南诗社集序》，见《城南诗社集》。
[14] 王武禄：《城南诗社集序》，见《城南诗社集》。
[15] 严修：《严修日记》（四），分见第2523、2525、2526、2526、2528页。
[16] 鲁人：《十年来之城南诗社》，《北洋画报》1936年7月7日。
[17] 齐植璐：《天津近代教育家严修》，《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二十五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页。
[18] 王武禄：《城南诗社集序》，见《城南诗社集》。
[19] 鲁人：《十年来之城南诗社》，《北洋画报》1936年7月7日。
[20] 李金藻：《重阳诗史》，1938年铅印本。
[21] 谢草：《四十年代的天津梦碧词社》，天津市文史馆编《天津文史丛刊》第七期（1987年），第148页。刘尚恒先生《城南诗社——水西庄余韵之二》一文记云：“据王襄哲嗣王翁如先生回忆：解放后50年代初，部分城南诗社社员在登瀛楼饭庄宴集一次，会上仍有许多诗词，不放过那是一顿‘散伙饭’，此后城南诗社名称，也就不见史籍记载了。”（刘尚恒：《天津查氏水西庄研究文录》，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168页）可见，1947年后，城南诗社社员仍有零星活动。
[22] 昝圣骞《晚清民初词人郭则沄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较早提及“冰社”，颇多文献发掘之功。
[23] 郭则沄：《洞灵小志》，甲戌（1934年）蛰园刻本。
[24] 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卷十五，团结出版社，1991年，第783页。
[25] 见《龙顾山房诗集》卷八《寒碧集》（下）。
[26] 郭则沄：《清词玉屑》卷九，朱崇才编《词话丛编·续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2796页。
[27] 《烟沽渔唱》第二十四集《金缕曲》，题朱鸟庵（李放斋名）旧藏万树凤砚。《烟沽渔唱》，须社1933年刻本。
[28] 郭曾炘：《邴庐日记》，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二十一辑），学苑出版社，2006年。
[29] 杨寿柟：《鸳摩馆词钞》，《云在山房类稿》本。
[30] 郭则沄：《清词玉屑》卷九，《词话丛编续编》，第2873页。
[31] 杨寿柟：《鸳摩馆词钞序》，《云在山房类稿》本。
[32] 郭曾炘：《邴庐日记》，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二十一辑）。
[33] 寇梦碧认为“须”即胡须之意，见《四十年代的天津梦碧词社》注释（二），《天津文史丛刊》第七期（1987年），第148页。新加坡国立大学林立先生说：“须社之名，未见解释，但‘须’有‘相须而成’或‘停留’的意思，可能寓意留滞于一地的同人需互相倚傍。另《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所称‘卬须我友’，似亦符合遗民结社的目的。”见《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7页。
[34] 《烟沽渔唱》，须社1933年刻本。
[35] 袁思亮：《烟沽渔唱序》，《烟沽渔唱》，须社1933年刻本。
[36] 陈曾寿：《听水斋词序》，陈宝琛《听水斋词》，民国刻本。
[37] 见周学渊《齐天乐》词前小序，《梦碧词刊》第二期。
[38] 杨寿柟：《思冲斋骈体文钞》，《云在山房类稿》本。
[39] 龙榆生：《晚近词风之转变》，《同声月刊》第一卷第四号（1941年），第65页。
[40] 林立：《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第282页。
[41] 徐沅：《烟沽渔唱序》，《烟沽渔唱》，须社1933年刻本。
[42]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230～231页。
[43] 郭则沄：《清词玉屑》卷一二，《词话丛编·续编》，第2876～2877页。
[44] 李世瑜：《俦社始末》，《今晚报》2007年2月27日副刊。
[45]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55、156页。
[46] 如1925年7月，故宫工作人员在养心殿发现了一批密谋复辟的书信，这些书信中就记载了金梁、康有为等人为了复辟而串联各地军阀的活动。见《故宫往事：1925年开放首日人满为患挤断栏杆》，《北京日报》2012年3月27日。
[47] 李世瑜：《俦社始末》，《今晚报》2007年2月27日副刊。又《天津五大道名人轶事》之《金梁退隐津门著书立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5、156页。
[48] 赵元礼：《藏斋诗话》，张寅彭编《民国诗话丛编》（二），第279页。
[49] 徐兆光：《沧近居记》，《水香洲酬唱集》，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
[50] 张镒：《水香洲小记》，《水香洲酬唱集》，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
[51] 赵元礼：《雪颏集》，1936年铅印本。
[52] 郭则沄：《水香洲记》，《水香洲酬唱集》，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
[53] 陈实铭：《水香洲序》，《水香洲酬唱集》，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
[54] 李世瑜：《俦社始末》，《今晚报》2007年2月27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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