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电影女演员王尧个人资料
丁守和1983年3月21日致作者信
姜义华
作者在文中回忆了上世纪80年代同丁守和讨论合作办刊，推动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情况，以及与王尧相交，尤其是90年代邀请王尧担任《中华文化通志·民族文化典》主编的往事。
忆丁公守和
今年5月10日，是丁公守和九十诞辰。丁公1926年出生，河北省望都县人。1950年8月调到中央编译局工作，担任研究室主任期间，与殷叙彝一道编辑《五四运动文选》，编撰《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共三集，我初知道丁公正是通过这些著作，那还是大学读书时代，因为它们全景式地较为客观地展现了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所以，那时读得很仔细。
丁公1961年初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历史研究》编辑部主任，不几年，“文革”爆发，《历史研究》停刊，他也受到批判与冲击。这段时间，我和他可能的一次间接的交接，就是戚本禹批判李秀成的文章发表后，我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同戚本禹商榷。正在跟着黎澍读研究生的王学庄通知我，说《历史研究》准备发表，这很可能是丁公的意见。但王学庄再三考虑，还是把文章抽了下来，不然，又多了一个被批判的靶子。遗憾的是，这篇稿子后来给遗失了，没有还给我，我也没有留下底稿。“文革”结束以后，丁公负责筹备《近代史研究》并担任主编，同时在近史所组建了专门研究文化史的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任主任。我和丁公相识，就是在这之后。
1979年2月，我获得平反，其后，获邀参加一些学术研讨会，包括全国史学家代表大会，与丁公得以相识。蒙丁公不弃，不嫌我还是后生小子，竟一见如故，交往越来越频繁。当时，他想主编一套《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要求我协助组稿，代寻期刊，约请作者，至今我仍保留着的丁公数十封来信中，约四分之一都是讨论这一方面事情的。另四分之一来信，是讨论合作编校《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及《瞿秋白选集》一事的。从1979年开始，我和黄美真、石源华一道编校《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不久，瞿秋白得到平反，丁公告诉我们，《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已被列入党和著作出版系列，有关领导部门决定温济泽、丁守和、陈铁键参加这项工作，由温济泽任组长。北京各位和我们合作愉快，不仅补充了来自中央档案馆所收藏的瞿秋白的许多重要文献，而且大大提升了两书的编校质量。温济泽人极和善，意见也极中肯，但他工作甚忙，具体联系多由丁公负责。这一组来信，涉及《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收文、编校、分工、进度、出版，及《瞿秋白选集》选目、注释等问题。丁公工作的激情与率，对我一直是个鞭策。
和丁公在近代文化史研究室长期共事的刘志琴在《农民本色丁守和》说：“八十年代文化热中，他是始创者之一。要知道，建国后随着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取消，文化史的研究在大陆已销声匿迹。改革开放前，在全国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没有一个文化研究所(室)的设置，也没有一门综合文化史的课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率先成立个文化史研究室，他是研究室第一届主任，并在1983年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室联合发起召开建国以来第一届文化史研讨会，主编出版了建国以来第一个《中国文化研究》刊物。丁先生对推动文化史的复兴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并未远去，可在当今追述八十年代文化研究的论著中，有的已把丁先生遗忘，这固然是作者掌握资料不够，研究不够深入，也与丁先生不善张扬不无关系。”刘志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是高我两届的学长。对于她所说的事情，作为一名当事人，就我所知作一说明，应是义不容辞的职责。丁公给我的来信中，讨论如何合作推进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差不多也有四分之一，从这些信件，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丁公这方面的贡献。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确实是建国以来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刊物，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和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文化史研究室联合创办，并轮流担任执行编辑。刊物聘请于光远、刘大年、李新、周谷城、胡绳、顾廷龙、梅益、黎澍、谭其骧、蔡尚思为顾问，编委十人，为丁守和、方行、王学庄、刘志琴、朱维铮、汤纲、李华兴、耿云志、姜义华、黄沫，其中丁、方二位并列主编。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尤其是顾问，全都赫赫有名。《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虽然1984年3月方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酝酿其实要早很多。1981年12月我致丁公，提出联合办刊建议，1982年1月12日丁公复信，前一半便专论此事：“信中所谈有关刊物事，我们研究后，均表同意，并同刘大年谈过一次，他很支持，并谈到陈元晖曾找刘提出好发起编写一套文化史丛书，成立个编委会，组织些稿件，搞起来。此事我们还未同陈具体商量，如果搞此事自然也得有您们参加。待谈谈再说。”他接着写道：“我意刊物事要紧的是先弄出个意见，打印一下，争取一些人的意见，出版单位定下来然后能快些约稿，好今年能出一期或两期。关于编委顾问，也请你们提个意见。”在接到我的回复后，1月20日他即来信说：
对你们的意见，我们大体上均同意，也有些意见同你们商量，或供参考：
一、名称叫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可以，显得有气派，只是使人觉得似讲现实问题的，是否要加个史字？如不加，只好在什么地方加以说明，也可以。宗旨中说继承延安时代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似可不提，因为那个刊物主要是研究现实问题的，而我们主要是历史。提以马列毛思想指导就行了。
二、承办单位，我们的意见可将两个单位的位次掉换一下，你们放在前面。这倒不是客气，因为我们力量实在有限，现在轮流编也有困难，我意联系单位和编辑部均先设你们那里。搞几期看情况（主要是我们有几个较合适的人），再轮流。当然这期间我们也要尽量做些工作，如组稿审稿，特别是北京的。这是从实际考虑，你们看怎样？
主编，请将我的名字放在方行同志后面，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这样。
三、顾问委员会名单，当然是应该有些名的，但也不宜过多，我们考虑北京可有刘大年、黎澍、李新、李泽厚，另外想再找胡绳、于光远、梅益。黎已谈过，刘不在，待同他再商量一下，还想找于谈谈，听听他的意见。胡准备确定后给他写封信争取应允。好能再找个搞文艺史的，其他还有什么人，待研究。
编委好能实干的，编委即编辑，你们那里几个是当然的，我们这里有刘志琴。王学庄、耿云志是否参加，待研究，帮助作事没有问题。上海以外还有什么人，如张磊、李时岳、张岂之等可考虑。编委或者先不公布，只公布顾问。这可再研究。
信中接着还谈了在那里出版、在上海开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谈会、稿费编辑费等问题。
从这两封信就可清楚看出，丁公为创办这一研究集刊，确实尽了心，出了大力。尤其是北京的各位顾问，都是他一个一个成功地邀请来的。集刊一、三、五辑，是复旦大学这边任执行编辑，二、四两期由近代史所那边任执行编辑。丁公为各辑编稿与出版诸事，以后又一次次来信讨论。当时，复旦方面，编务工作由朱维铮负责，而近代史所方面，编务工作则由黄沫负责。上海方面，担任主编的方行也做了大量工作，丁公要求将方行的名字放在前面，是因为他深知方行扎扎实实的支持对刊物是多么重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辑1987年6月出版，因诸多缘由，难以继
续，两位主编都想了很多办法，如联系其他出版社，寻求经费支持等，希望让这份产生过相当大影响的刊物能够持续。重读两位主编当年相关来信，心中特别不是滋味。
刘志琴学长所说的“在1983年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室联合发起召开建国以来第一届文化史研讨会”，召开时间其实是在1982年12月16日至19日，正式名称叫“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发起单位，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负责人是庞朴，一是《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编委会，包含两位主编和六位编委。刘志琴学长以编委身份出席了这次盛会。为了弥补丁公所说缺少“搞文艺史的”专家这一缺陷，我与朱维铮还曾专程去北京，在丁公、庞公等陪同下，逐一登门拜访和敦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金维诺、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蓝玉崧、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等艺术史名家、大家，他们虽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的编委，但都很高兴地出席了这次学者座谈会，贡献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丁公早关注陈元晖编撰新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倡议，1983年3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编撰《中国文化史丛书》座谈会并成立编委会时，他却未能出席，以后也未参与这一工作。他在3月21日来信中对此专门作了解释：一是家事难以脱身，二是瞿秋白集子及《瞿秋白思想研究》一书撰写，实在太忙。这封信就留个影（前页题图），不详引述了。
丁公还有好几封来信，是谈成立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一事的，希望我参与，后来又邀我挂名担任副会长。他的努力我当然是热烈支持的，但具体活动确实没有参加，真的很抱歉。
和丁公相交30年，他的事业心、责任心，他的谦恭、热忱、勤奋，他绝无好为人师之态，相反，他一直甘为人梯，甘为他人作嫁衣裳，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也时时激励着我辈，鞭策着我辈。丁公在80年代中国文化热中的贡献，将会为人们所铭记。
忆尧公
2014和2015年，对于参与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编撰出版工作的同人说来，特别伤感。因为在这两年中，有四个典的主编先后离我们而去。2014年2月18日，《地方文化典》主编宁可往生；9月11日，《宗教与民俗典》主编汤一介往生；2015年1月9日，《学术典》主编庞朴往生；12月17日，《民族文化典》主编王尧往生。加上早在2008年12月30日就已往生的《科学技术典》主编陈美东，十个典的主编已经走了一半，心中怎能不倍感痛惜。
庞公在济南病倒已久，两次去泉城要去看望他，都被劝阻，未能如愿，他的离去，不算突然。尧公则不然。2014年5月13日，他86岁高龄，还曾风尘仆仆专程来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举行自己所藏《藏文大藏经》的捐赠仪式，并作了学术讲座，回顾他藏学研究的经历。之后，他又精神矍铄地赶去浙西，看望他的大哥。而从北京往返，竟都是一人独自乘坐高铁。看到他这样康健，我还与他相约，下次去京，一定和孙长江等老友一齐好好聚聚。不料，竟没有等到这一天。
和尧公相交已经30多年了。他念念不忘总一再提起的，就是当年在我家中喝的那一碗“嫂夫人亲自炖煮的活鲫鱼汤”。那是1983年3月，尧公与庞公等一行来到复旦，讨论准备上马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总体设想和选题计划。因为条件简陋，我亲自上阵，在家中烧了一桌家常菜招待大家。有扬州拌干丝、扬州狮子头，有我们全家出动一只一只挑出来的拌螺丝肉，后上的便是那道活鲫鱼汤，鲜嫩的鱼肉，如奶一样的浓汤。尧公一直念念不忘的便是这道汤。很想再为尧公炖一锅这样的汤，但已很难买到同样的野生活鲫鱼，而且，让尧公二三十年后再爬一次没有电梯的五层楼，于心也实在不忍。
对《中国文化史丛书》，我曾提出一个陆续出版一百卷的总构想，建议对中国历代文化、各地域文化、各民族文化及思想学术、科技、宗教、文学艺术等等有一较的反映。但当时，主要通过编委个人向较为熟悉的作者组稿，选题量级经常参差不齐，宽窄过于悬殊，不易成为系统。出了30多种，终于难以为继。
但我认为，实现百卷总构想还是有可能的。1991年1月，当萧克将军就筹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一事征询我的意见时，我即提出了编撰百卷《中华文化通志》的建议，得到他的鼎力支持。我一一登门，请求李学勤、宁可、刘泽华、孙长江、庞朴、陈美东、刘梦溪、汤一介出山分任《历代文化典》《地域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主编， 第三典《民族文化典》主编自然非尧公莫任。
《中华文化通志》从1991年启动到1999年完成，这九年和尧公往来频繁、关系密切。编委会每年要举行一到两次会议，期间还举行过两次全体作者大会，在深圳举行过开笔恳谈会。尧公除去出国在外，全部积极参加，踊跃贡献意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民族文化典》，我起初的构想是列蒙族、藏族、维族、回族、壮族、彝族、傣族、西南各族、东北各族、西北各族十卷文化志，立意是中华文化是生活在中国国土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因此，应当为他们逐一立志。但只有十卷篇幅，如何安排更为妥贴？正是根据尧公的建议，大体按照语族进行了分类，55个少数民族不仅都要写到，而且全部在封面上列名。
《中华文化通志》先由编委会确定了十典百志总目，然后在全国招标，招聘作者。《民族文化典》作者人数多，共有45位，占全体作者人数的近四分之一。尧公在中央民族大学两次召集这些作者开会，一次专门商定各志编写大纲，一次重点交流各志编写经验，研究各志修改、平衡篇幅、统一体例等问题。1994年2月在广东花都召开的《中华文化通志》第二次全体作者大会上，王尧以《中华文化发展的新机遇》为题作了讲话，这个讲话未曾公开发表，20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仍那么鲜活有力：
中华民族是在近百年的外患内忧的煎熬锻炼之下形成为自为、自觉的统一共同体的民族的。溯诸历史，作为自在的民族却已是几千年，经过亿万人共同创造的杰作。我们这一群满怀忧患意识的知识群体来编撰《中华文化通志》，此时此刻，就是要从文化角度把我们的历史、文化中的优良传统阐扬出来，让我们先人的智慧和精神火花得到精粹的凝练，发挥其感染力，把我们民族的思想、感情、观念和义绪，传诸子孙后代，当然也昭示世界人民。
他就《民族文化典》的重要性特别指出：
自觉的民族形成有两个支撑点：一个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一个是互利互助、有福同享。
他说，我国各族人民血肉相连，“依个人拙见，重要的有以下三点：经济上的互补性，政治上的向心力，文化上的宽容性”。对这三点，他都作了具体论述。例如，对第三点，他强调：
中华民族文化实际上是各民族文化的总汇，是在历史上不断的民族融合、交流滚动而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中华文化的绚丽多姿，正是各族文化得到发展的好证明。从音乐、舞蹈、服饰、饮食、体育活动、风俗民情、语言、宗教、建筑、医药，无一不是体现“兼容并蓄，蔚然杂陈”的形态。“有容乃大”，中华文化就是一座大花园，园中百花怒放，斗艳争妍！
整个民族文化典充分体现了尧公的这一见解。
尧公是真正的藏学大家，毕生从事古藏文资料收集和研究，在吐蕃历史文献、敦煌文献、古代藏文、吐蕃文化、吐蕃史都有杰出的贡献，但从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架子，总是那么和颜悦色，诚恳待人。更另人感动的是，他在推动汉藏相互深度认同及增进团结、维护统一方面，做了许多不为一般人所知的重要工作。他曾陪同去西藏考察，但从未听到他借此炫耀。他几次郑重地和我讨论过如何做好达赖喇嘛工作的问题。为支持中华文化研究，他同班禅喇嘛做过深入的沟通。
尧公走了，但他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活在他所为之献身的事业之中。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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